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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好景不长，外祖父突然死了。　　外祖父弥留之际，反复表达的只是对这个傻幺女的深深忧虑和牵挂，他临终前，把傻姨娘的终身大事托付给了我的母亲－－他的长女。于是，在父母亲的张罗下，一袭红盖头，把这个傻姨娘又带到了我们身边，嫁给了父亲单位上一个有眼障的工人。傻姨出嫁的时候，所有的村民都说她傻人有傻福，有了个好归宿。那个年头，能嫁个吃皇粮的工人，无疑是值得在土地上刨食的农民羡慕的，而在这之前，村民们认定傻姨是嫁不出去的。但在我看来，那姻缘却不过是个丑丑结合的笑谈。连带地，我觉得那个要我从此称作姨父的男人也变得更加面目可憎起来。他要是不娶，那傻姨娘不就不会到我们身边了吗？而我的父母，也在享受着人们的普遍赞誉，他们俨然成了了却老人遗愿、成就傻妹归宿的完人。但我内心里却恨透了父母亲，我觉得他们把傻姨娘弄到身边来简直是不可理喻。我咬牙切齿地对父母亲说：“你们高兴个啥？有你们的苦日子呢！”　　果然，傻姨给我们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烦心事。　　傻姨人虽傻，在众姊妹中却出奇地人高马大，这使得她犯病时往往像墙一样地轰然倒地，没有三四个人，根本无法抽抬得动她。于是那些年月，母亲仿佛救火队员，在一次又一次左邻右舍的通风报信中，飞奔了前去安置救护她。我很少去替母亲做帮手，每次看着母亲精疲力尽地回来，我都在幸灾乐祸地想：“都是你自找的！活该！”而隔三差五，看到鼻青脸肿的傻姨时，我也往往早早地避开了去，她的浑身上下，让我感受到的只是丑陋和耻辱。那时，我最烦的就是有人跟我说你的傻姨如何如何的话。我从不上她家里去，只有年头节下，我们才会被父母强逼了去她家稍坐片刻。每次，她都会欢天喜地地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吃食，殷勤地给我们让了这个让那个。可我如何吃得下去呢？我直觉得她便是那丑恶的化身了，即或是再精美的东西，经她的手中出来，都只会让我感到恶心不已。于是，我们每次都推托刚吃过饭，哪怕是一杯水，也从不肯轻易地喝一口。于是，她便又开始絮絮叨叨地抱怨起没有亲戚来看她，没有人吃她的饭，全都讨嫌她。而这样的老生常谈，又只不过更加增添了我内心的厌恶。往往，我们就在她的开始絮叨中早早地逃之夭夭了。　　傻姨怀孕生子的时候，母亲如临大敌，弄得我们全家都生活在一种紧张和恐慌当中。因为按医生的说法，她这样的病是不适宜生养的。让母亲最为担忧的是，她那样人高马大的块头，一旦犯了病倒下去，就是怀上个哪吒怕也得流产。于是，每次有人来报信，对母亲而言都仿佛天要塌了一般。一次又一次的虚惊，让我们疲惫不堪。更可气的是，有很多次，母亲还要给我们布置一项很特殊的任务，让我们“监视”傻姨，好在她要跌倒的时候能搀扶住她。可我们又哪里会在意她的这些呢？之所以在母亲面前欣然领命，也不过是为了躲出去好好玩一玩罢了。我甚至不止一次地恶毒地想：“流掉才好呢！谁让她自己是个神经病还要养娃娃呢！”或许真是傻人自有天保吧，在母亲的提心吊胆中，在一家人的惶恐里，傻姨竟然顺利地怀胎十月，顺利地生产下了一个健壮的男婴。傻姨两口子自然欢天喜地，酝酿了很久，给孩子起了个自以为很雅的名字：“清泉”。我当时听了禁不住哈哈大笑，那脏得猪窝似的家里能淌出什么清泉来？而且，用方言说出来，那“清泉”分明是“警犬”韵味，给自己的孩子起个像在叫狗的名字，亏他们想得出来！　　　　孩子是生出来了，养的难题却扔给了母亲。那时，母亲又要照料家里，又要照看傻姨和她的孩子，常常忙累得顾头顾不了尾。我们禁不住时常抱怨，父亲也似乎经常和母亲吵吵嚷嚷的。我们对傻姨的嫌恶并没有因为孩子的到来而冲淡，反而与日俱增着。在我们看来，傻姨就是麻烦的根源。　　　　一天，傻姨在一条水泥渠边给孩子洗尿布，没承想就犯了病，一头栽进了水渠。我清楚地记得，邻家的小哥慌慌张张地跑来报信，母亲便发疯似的往外跑。我拼命在后面追，满耳都是呼呼的风声，脑子里只是不断地闪回着一个念头：“傻姨要死了！傻姨肯定淹死了！”远远地，我看到母亲飞进了水渠里。待我冲到跟前时，母亲已经从湍急的水流中抬出了一张青紫的脸，母亲在渠水中不住地发抖，但她已经没有了气力再拉出傻姨了。后来，又来了许多的人，他们七手八脚地把母亲和傻姨从水中拖上来。我看到傻姨被人们斜挂在渠沿上，不断地从她的口鼻中挤压出污水。再后来，场部的吉普车把母亲和傻姨拉到县城医院去了。那天夜里，我们兄弟几个守着空荡荡的屋子，我第一次对傻姨不再只是嫌恶，而是多了一层担忧，我从每一个前来问讯的邻人关切的目光中，读到的都是一句同样的话：“你的傻姨娘要死了！”　　　　但傻姨却没有死。三天后，母亲满脸憔悴地回来了，她说傻姨已经过了危险期，再过七八天就可以出院了。听了这样的消息，我却觉到了内心隐隐的一丝遗憾。傻姨出院的时候，我也曾有过一些本能的热切和激动。但随着时光的推移，我的心情似乎又渐渐退回到了先前的灰暗。唯一不同的是，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怨恨傻姨了。我知道，终有一天，傻姨会死的，她会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因为我亲耳听到，做医生的大舅对几位姨娘说，像傻姨这种病，最多也就活到四十岁。尽管在那时的我看来，四十岁还是一个很遥远的数字，但哔竟给一个生命划上了上限，每前走一步，就会少了一段历程。而面对了死亡，我们又还有什么可以计较的呢？　　　　出了这样的事情，母亲只能更忙了，她给傻姨列出了更多的禁忌，让自己承当了更多的劳务。渐渐地，我们也会把发现的一些傻姨“出轨”的行径告知母亲，也会在心情不错的时候，帮母亲照料照料小表弟。但人算不如天算，一年冬天，傻姨在做饭时犯了病，把右手伸进了滚汤里煮了半个钟头。母亲看到傻姨举着煮得稀巴烂的手哭上门时，当时就瘫软在地。在省城的各大医院辗转了半年多后，傻姨还是被切除了拇指以外的所有指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正视她的那只残手，那些烫伤的和移植后的皮肤，一次又一次让我的胃里翻江倒海，心里也有说不出的恐惧。但傻姨却似乎很乐于给别人讲述她的这只手，我经常见她抹了手套，哆哆嗦嗦地高举着残手，给旁的人描绘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我不止一次地质问母亲：“我就不知道她炫耀个啥？丢人的都不知道。”母亲背地里似乎也说过她很多次，但最终没有见什么成效。其实，傻姨又还有什么值得别人能关注的东西呢？她要的，也不过就是别人围着她听讲的那份虚热闹吧。　　　　再后来的年月里，傻姨犯病时，又陆续把开水壶倒在了自己的腿上，把刀砍在了自己的手上……总之，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得到她又受伤的消息。而我，也渐渐地习惯了。每次母亲告知我们这些时，我都只是“哦”一声，从没有感到过那种切肤的痛。最多，也只是在碰到表弟的时候叮嘱两声，让他照顾好自己的母亲。只记得有一个夏天，我每天都要去逮了好多的青蛙和癞蛤蟆，那是母亲用来给傻姨治烫伤的。或许在我看来，那并不是在为傻姨做什么，而是在做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事。所以每天午后，我都会把装满青蛙和癞蛤蟆的铁桶转交给表弟，但我最终也没有知晓傻姨又烫到了哪里，我压根就没有了讯问的意识。　　　　而傻姨的脾气却越来越可恶了，很多次，看到她不分场合地在那里歇斯底里的哭骂，我都在心里嫌恶地想：“真是个神经病！”记忆中，她总是在抱怨亲戚不来看她，总是抱怨没有人管她，而因为身边只有我们的缘故，她往往最易攻击的又是我们。有一年站上分猪头，不知为什么没有了傻姨父的。傻姨就哭骂上门来，说我父亲欺负他们，凭啥傻姨父喂了一年的猪分不上猪头，我们却分上了？后来索性坐在大院的一段枯木头上大声哭骂不已。其实，那时父亲不过只是站上一个小小的会计，他又如何能左右得了分发的大权呢？整个下午，不时的有人过来开父亲的玩笑，说他怎么把小姨子惹下了？父母亲只能苦笑着作罢。我几次气得提了斧头要去剁了她，但都被父母给和喝住了。那天，一直听着傻姨不绝于耳的哭骂，我真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我一遍又一遍地责怨母亲：“听吧，听吧，这就是你好心换来的好报！”从那以后，我更是不愿和傻姨一家人照面了，养条狗还知道摇个尾巴呢，我没想到他们是这样恩将仇报的人。偶尔，小表弟来我家，我也冷冷的，从没给过他好脸。我直觉得，不赶他出门，就已经算是够宽宏大量的了。第二年，傻姨回娘家的时候，又把乡里的舅舅们骂了个狗血喷头，还拿着鞋把乡里的几个姨父追打了一番。听到这些事情后，我的心里才稍稍得以平衡，我在琢磨，傻姨的神经是不是真的出问题了。　　于是，亲友们相聚的时候，便常常谈论一个话题，那就是傻姨又如何如何辱骂亲戚了。临了，无论是被骂的，还是听骂的，都只能叹口气说：“就那个苕兮兮了，生啥气哩！要气早气死了。”我也渐渐把这些谈论，只作是街头巷尾的故事来听了，少了许多先前的怨气。我甚至对母亲和几个乡下的姨娘说：“其实傻姨比你们命好，你看她吃了睡，睡了吃，什么都不用发愁，你们能行吗？”大家便也都笑了说，有时想想也是。　　我上初二的时候，父亲死了。随后，我们搬家到城里去住。当卡车载着我们驶离大院时，我看到傻姨一家三口站在那里渐渐地变小、变小，最终消失在暮色里。再次远离了傻姨，但我的心中已经没有了年少时的欢喜，继之而来的是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感。　　从那以后，也只有在年头节下，或从来访的亲友口中，我得以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有关傻姨的讯息。一次，我听到亲戚说她在抱怨没有人去看她时又多了这样的理由：“那时，大姐姐在，还有人来，现在干脆没人上我的门了。”我听了也只是一笑，觉得那也不过是新瓶装老酒罢了，每个人都有自己忙不完的琐事，谁又能隔三差五地陪了她去闲耗呢？况且，我也知道，几个舅舅、姨娘还是每年都要去看她的。或许，她要的也只是这样闹来闹去的惹人注意吧。　　我结婚那年，请亲戚时，所有的人都劝我不要告诉她了，怕她犯病闹了场子。那时，本家亲戚已经有好多人过事不再请她了。但我却看不惯这样的势利，还是坚持去请了她。虽然，我内心里仍然厌恶她，但作为一个长辈，我想还是应该给予她起码的礼节和尊重。好在傻姨并没有像人们担忧的那样“闹”我的场。我想，在她心情舒畅的时候，应该是不大容易犯病的吧。很多年后，我还听到有人说她在经常念我的好，说我没有瞧不起她。　　　　　我在城里买了楼房后，几次听到有亲戚带过话来，说傻姨要到我家里来看望母亲，要给送苹果给我们吃，可是谁也不肯告诉她我们搬到了哪里，谁也不肯给她带路。这样的话听得多了，我便对传话的人说，那你们下次就带她过来吧！也许是亲戚们都知道我的勉强，最终，谁也没有带她来过。其实，我自己也在大街上也遇到过很多次傻姨。有几次，远远地看到他们两口子大包小裹地在街上边走边吃，犹豫再三，我还是悄悄地闪了过去。或许，我还是怕他们纠缠了我说那些没完没了的抱怨，我还是怕真的领他们到家中去，从此失去了安宁。而说透了，我是怕他们过时的装扮、丑陋的容颜、粗俗的言谈，刺伤了我原本脆弱的虚荣。有几次，在街上行人稀少的时候，我也站下来和他们说一两句话。在他们问及住处的时候，我总是匆匆忙忙地说出一个大概的方位，然后说下次让舅舅或姨娘带你们来吧。我总是推脱要上班或要办事什么的理由，从没有真心实意地领他们来认过我的家门。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曾想过，哪天，真应该请他们到家中来坐坐。但过后便一次又一次地放在了脑后，我始终没能搁置下心头的重重顾虑，没能跳出那个俗而又俗的圈子。　　　　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一年又一年，我每天沉浮在世俗的奔波中渐渐地磨钝了心智。那天清晨，加了一整夜的班后，正准备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母亲打来电话，说傻姨死了。下午，我赶过去的时候，傻姨已经被停放在狭小的院子里。揭开面布，看到的是那张熟悉的青黑的脸，像往常的熟睡一样，没有一丁点的声息。傻姨死得不明不白，只是接连地感冒了十几天，去场部的诊所打了一针，回来坐在沙发上不知什么时候就死去了。待傻姨父发现打电话叫来大舅时，坐在沙发上的早已经是个僵硬的尸体。母亲和其他姨娘把她的头发梳的很整齐，抹了很多的头油，因为那是傻姨生前所喜欢做的。在她的衣橱里，我们看到了许多过时的，却一次也没有穿过的衣物。　　　　最终，傻姨没有土葬。像我的父亲一样，她用自己的躯体，给儿女换来了一笔微薄的丧葬费。我亲手把傻姨抬进了火化炉，走出火化馆，看到一股浓烟从那个高高的烟囱里翻腾而出时，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　　　　我第一次为傻姨流泪了。 还牢记那几天，天际像是被谁给捅破了，河汉水倒流入这苍莽地面。本来和缓的小河一晚上宽大了很多很多。河水搀和着泥沙奔腾而下，汹涌澎湃的向东注入沂河里。宽大的海面上，本来和缓的河水呼啸着，颠覆了十足遏制他的物什，树倒了、稼穑被冲了、河滨小舍也被淹了。 　　所有的孤独和快乐在我的文字里交集，所有的爱恋都在留下的帖子里舒展开来，一如滴血的花瓣。 　　佩服先生是因为先生的大作《大染房》。当时，电视里已热播很久，温度不降。我没看。这几年很少看电视剧，一是时间太紧张，看了头儿看不了尾，心里不爽，特别是大部头。二是我对时下电视剧之粗制滥造驴唇难对马嘴而深恶痛绝。三则电视节目多多，真想在有限时间内淘到赏心悦目的精神食粮在我看来不亚于大海捞针。所以，我只看经过时间沉淀公众都说好的作品。